※ 2016.10.23 《衛報》—Anthony Ray Hinton 口述 ※
我當了 28 年死刑犯
1985 年 7 月，我 29 歲，在一個炎熱的日子，當我正幫媽媽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房子的院子割草，我看到兩名警察來了。當我媽看到手銬，她開始尖叫。他們問我是否擁有一把手槍，我說沒有。他們問我媽媽是否有槍，我說有。我問這位警探 50 遍為什麼要逮捕我。最終他告訴我，我因為搶劫而被逮捕。我告訴他：「你抓錯人了。」他說：「我不在乎你有沒有做這件事。你會被定罪的。」
在警局，我才清楚，原來我工作的地方被搶了——警探跟我的上司確認。但他們告訴我，他們將以兩項第一級謀殺罪起訴我，但這兩起謀殺，卻是發生在另外兩起搶劫中，他們說，我媽媽的槍跟犯罪現場所用的槍是同一種，我也符合他們要找的人的描述。這樣就足夠對我起訴了。
當我遇到我的公設律師，我告訴他我是無辜的。他說：「你們永遠都說，你們什麼都沒做。」在我等待審判的兩年間，我大概見到他三次。唯一將我與犯罪連結在一起的，是一名彈道專家的證詞，他說謀殺兇器的子彈，可能符合我母親的手槍。1986 年 12 月 17 日，他們認定我有罪，我被判死刑，成為死刑犯。
死刑犯的一天從早上 2 點 45 分開始。上午 10 點，他們送入午餐，晚餐是下午 2 點，就這樣了。他們不在乎真正合理的用餐時間：他們說，他們必須讓每個人都吃到，所以要提早開始。關人的監牢大小是 5 英呎乘以 7 英呎（約 1.52 公尺乘以 2.13 公尺），你一天 24 小時都在那裡。
有三年的時間，我沒有跟任何人說話。我目睹 54 個人從我面前經過，被執行死刑。我的牢房離執行死刑的房間只有 30 英呎（9.14 公尺），所以我可以聞到人肉被烤的味道。此外，還有 22 名死刑犯自殺。被關的第四年，我聽到隔壁的人在哭，他說他的母親過世了。我說：「嗯，現在你有一個人在天堂為你申辯了。」第二天，我突然靈光一閃：我的幽默感回來了。
我讓我的思緒旅行：我到（紐約）皇后區，我跟荷莉．貝瑞（Hall Berry 奧斯卡女明星）結婚，我的思緒哪裏都去，但是到了晚上，我的思緒要回來，回到我肉體的現實。
如果沒有律師布萊恩．史提芬森（Bryan Stevenson）與「公平正義行動」（Equal Justice Initiative，協助蒙冤者的非營利人權組織），我今天不會在這裡。有一天，當我被送回牢房時，我瞥見他（史提芬森律師）在電視上，於是我寫信給他。1995 年，我見到他，終於，有一個人願意為我申辯。
他僱了一名彈道專家測試，當我們得知（兇案）子彈不符時，我們通知總檢察官，但他們拒絕花一個鐘頭重新審視我的案子，因為這「浪費納稅人的錢」。於是，我在死刑牢房又待了 16 年。
「公平正義行動」持續要求重審我的案子。終於，2015 年 4 月 3 日，阿拉巴馬州政府放棄了對我的一切控訴，我在同一天獲得釋放。我一時很難接受：當你被關起來將近 30 年，什麼都不一樣了。這像在 58 歲時突然走進另一個星球。有人必須跟我解釋什麼是網路。我的媽媽已經過世了，但我很幸運，有一位好朋友願意讓我搬入，並且幫助我。
在獄中，你花所有的時間去想你愛吃的東西，只不過，一旦到了外面，卻發現你什麼也不想要了。我買了一個特大尺寸的床，因為在一個需要捲曲自己身體的窄小床上睡了那麼多年，我一直夢想能伸展起來睡覺。我現在已經出獄一年半了，但是我睡覺時，還是（自然的捲曲）不能伸展。
每天晚上，我會走到戶外看天上的星星和月亮，因為很多年來，我看不到它們。我在雨中行走，因為我很多年沒能感受（雨打在身上的感覺）。現在我決定，只要有人叫我幫忙，我就會去參與任何廢止死刑的活動。我很感謝能有機會和「生命線」（Lifelines 寫信關心死刑犯的組織）與「公平正義行動」組織旅行各地分享我的故事。
我沒有得到任何道歉，但是在我出獄以前，我早早就原諒了那些使我入罪的人。我原諒他們，並不是為了讓他們能夠在晚上安心入眠，我是為了我自己——這樣做，我晚上才能睡得著。
https://www.theguardian.com/…/…/oct/21/28-years-on-death-ro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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